在本系列上期文章中，我们讲述了伊核问题产生并演变为危机的前因后果，尤其是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把目光投向以色列这个处于伊核问题中心的地区利益攸关方。“随着以色列针对伊朗核计划的遏制配资网官网网站，该国自己也有一个秘密的核计划。”6月17日，在为期12天的以伊冲突期间，美国《纽约时报》刊文称，在1948年建国后不久，以色列便决心建立核武库以保障国家生存。虽然从其官方外交立场来看，以色列对于自身的核武库既不承认也不否定，但该国被广泛认为拥有相当强的核能力。在二战、赎罪日战争等历史记忆的驱动下，以及西方大国微妙态度的影响下，以色列逐步确立起“核模糊”和“先发制人”互为表里的核策略，一方面保护自身、降低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带来更为不安全的地区局势。
2012年9月2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借助示意图警告称，伊朗已进入生产武器级铀的最后阶段。图源：外媒
“以色列对核武器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
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报道，以色列对核武器的兴趣可以追溯到该国1948年建国之初。地缘上缺乏战略纵深、二战犹太人遭到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以及第一次中东战争，都使有“以色列国父”之称的戴维·本-古里安坚信，必须拥有“终极威慑”才能确保国家安全。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于1952年6月成立，该政府机构首任主席恩斯特·大卫·伯格曼曾表示，核弹将确保“我们永远不会再像羔羊一样被带去屠宰”。
上世纪50年代起，以色列开始秘密推进核计划，当时的国际环境也给了以色列发展核技术的条件。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以色列与法国达成协议——以方配合英法对埃及的军事行动，法国则向以提供核反应堆技术援助。《国家利益》提到，法国当时同意向以提供一个钚生产反应堆、所需的铀燃料以及一个用于钚生产的再处理厂，基本提供了以色列制造核弹所需的所有设施，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一个国家向以色列提供过如此规模的核技术援助。
此后不久，以色列于1958年开始在本国南部内盖夫沙漠的迪莫纳附近建立核研究中心。1960年12月，美国联合原子能情报委员会的报告称，迪莫纳项目中包括一个用于钚生产的再处理厂，与核武器有关。研究人员认为，1962年前后，以色列核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开始生产武器级钚。根据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的说法，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夕，以色列已成功组装首枚核装置。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背后有三大考量
在以色列核计划推进中，西方大国扮演了复杂角色。虽然法国最初对其予以支持，但1966年后，当时的戴高乐政府担心中东核扩散，便中止了与以色列的核合作。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试图对迪莫纳进行核查监督，遭到以色列的拒绝。
美国态度的转变出现在尼克松政府时期。1969年9月，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达成非书面协议——只要以色列不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不进行核试验，美国就不再施压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学界认为，这一“核默契”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的拥核地位，标志着“核模糊”策略的形成：以色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核，不公开核能力细节，也不接受国际核查。以方曾多次强调，本国“不会成为第一个将核武器引入中东的国家”。
“核模糊”策略有三大考量：首先是增强威慑可信度，敌人因无法确知核武规模而心存忌惮；其次是规避国际谴责，不公开可以减少给自身以及盟友带来的压力；最后是保持技术自由度，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持续提升核能力。
然而，该政策也面临曝光危机。1986年，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前技术员莫迪凯·瓦努努向英国媒体披露了大量以色列核计划的内幕，包括地下钚提取工厂的情况和核弹头产量估计。报道称，以色列每年可生产约40公斤钚，可能已制造上百枚核弹头。以色列随后以叛国罪和间谍罪判处瓦努努18年监禁。
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核能力态度微妙。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多次呼吁以色列开放核设施接受核查，但以色列既非NPT签约国，也从未允许实质性国际核查。美国则对以色列实行“双重标准”，尽管正如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文章所说，美国已“确信以色列拥核”，但美国国会仍持续对以批准高额军事援助，外交上也多次挡下要求其核裁军的国际决议。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算，目前以色列拥有80至90枚核弹头。
两大策略互为表里
第四次中东战争（也称赎罪日战争）成为触发以核策略转型的关键节点。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在赎罪日突袭以色列。昔日强大的以军在最初几天节节败退，开战仅两三天，埃及已攻占西奈半岛约70%的地区，叙利亚也已攻至以北部腹地。面对绝境，以色列当局者首次认真考虑动用核武器。据后来披露的绝密文件显示，10月8日夜晚，梅厄总理批准以军将若干核弹头安装到“杰里科”中程弹道导弹上，瞄准埃及开罗和叙利亚大马士革。此举相当于向美国发出“最后通牒”：若不立刻援助，以色列可能动用核武器自卫。美国随后启动紧急空运，短时间内向以补充大量军备，最终帮助以渡过难关。
战后，以色列方面痛定思痛，“绝不能等敌人打上门来”成为共识，“先发制人”逐渐成为重要安全理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的贝京政府进一步将此原则制度化，形成“贝京主义”，即以色列不允许敌对国家拥有核武器，如有迹象则“先发制人”实施预防性打击。
“先发制人”策略与前文提到的“核模糊”策略互为表里。“核模糊”让以色列在敌人心中投下不确定阴影，提升威慑力并减少外界干预。“先发制人”则确保周边没有核对手出现，以免陷入必须公开动用核武的两难处境。
自确立“先发制人”原则以来，以色列多次付诸行动。首先是1981年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事件，也被称为“巴比伦行动”。20世纪70年代末，萨达姆政权在法国援助下建设奥西拉克核反应堆项目。1981年6月，以色列对该反应堆发动精确空袭。短短几分钟内，奥西拉克反应堆建筑被夷为平地，伊拉克耗资巨大的核计划化为乌有。此次行动后，贝京政府发布声明称：“我们决不允许敌人针对以色列人民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将及时并利用一切可用手段保护以色列公民。”这也被视为以色列首次公开宣布其“先发制人”的安全策略。
相比一次性摧毁明确目标，伊朗核计划更像是一个持续20余年的“移动靶”，以色列对其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长期遏制。
以色列最常见的破坏手段是情报渗透与网络破坏，2010年的“震网”病毒攻击是典型案例。以方利用这种由美以情报机构联合开发的计算机蠕虫成功侵入伊朗纳坦兹地下铀浓缩厂的离心机控制系统，使约1000台铀浓缩离心机高速自毁。有专家对《纽约时报》表示，此次袭击让伊朗铀浓缩进程至少倒退两年。
第二种手段是暗杀与定点清除。综合媒体报道及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特使的说法，以色列是伊朗多起核科学家被暗杀事件的“幕后黑手”。2010年至2012年，至少4名参与伊朗核计划的核物理学家在德黑兰街头遇袭身亡；2020年11月，有“伊朗核弹之父”之称的莫森·法赫里扎德遭远程遥控机枪伏击身亡。
第三种手段是公开的空袭与军事威慑。有美国官员向Axios新闻网透露，2024年10月，以色列对伊朗帕尔钦军工区的秘密核武研发设施实施空袭，摧毁了用于核弹触发试验的设备。在今年6月的以伊冲突中，以色列首次派遣上百架次战机对伊朗境内纳坦兹等数十处核基地与导弹发射塔进行地毯式打击。
最后一种手段是外交游说与制裁围堵。以色列领导人多年来在国际场合反复敲响“伊核威胁”警钟，主张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称伊核协议）达成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反对，甚至直接赴美国国会游说。2018年，当时第一任期内的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恢复最高级别制裁。
让中东安全局势更加复杂
在长达20余年的打击下，伊朗核计划一直未触及核武器级门槛。以色列虽被认为拥核，但也未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不过，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仍引发连锁反应，让中东安全局势更加复杂。
一方面，以色列的强硬威慑短期内迫使一些阿拉伯国家放弃了核竞赛。以色列摧毁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后，同样考虑核选项的利比亚逐步偃旗息鼓，2003年宣布放弃核计划；埃及与以色列多次战争失败后，也没有再积极发展核武器。一定程度上，是以色列的打击行动让周边国家看到了追求核武器的高风险。
但另一方面，以色列的打击策略也埋下了仇恨和军备升级的种子。部分被打击国家可能转而采用发展代理人武装等其他方式与以色列对抗。阿拉伯主流媒体开展的民调显示，2025年阿拉伯国家民众对以色列持“极端负面”看法的比例达八成以上，比20世纪70年代更高，仇恨的代际传递令人担忧。
以色列“挤牙膏”式的核遏制可能引发区域内新一轮军备竞赛。比如沙特方面近年来明确表示，如果伊朗获得核武器，沙特“别无选择，只能寻求自己的核保障”。据路透社等西方媒体报道，沙特正在着手启动铀浓缩试验项目。埃及、土耳其等也在密切关注局势走向，评估各自的核选项。
以色列频繁的军事打击也在侵蚀国际规则，导致合法性困境。“先发制人”打击往往未经联合国授权，如果以色列的打击造成重大附带损害或区域冲突升级，现有支持可能流失。近年来，美以在伊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有所显现。美国担心以方贸然行动引爆大战，以色列则认为美“安全网”不可靠。这种嫌隙若扩大，会进一步影响美以同盟关系。
因此配资网官网网站，长远来看，以色列可能正陷入一个“安全困境”，即越是“先发制人”打击，敌人越转入地下伺机报复，地区局势越紧张动荡，而以色列感到不安全又会采取更多先发动作，从而可能形成双输的恶性循环。（作者是北大汇丰商学院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朱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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